通常，黑天鹅事件非常难以预测。

2011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制订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就强调应规范发展信用服务机构和信用机构。在此基础上，交易商协会在信用债券的主板市场发布《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用评级业务自律指引》(以下简称《评级指引》)，推动建立信用评级自律管理体系，是顺应市场内在需求和国家战略考虑的重要举措，也为出台上位法律和行政法规开展有益尝试。

建立各方参与的信用评级机构评价体系、推行促进评级结果互相校验的双评级机制正是《评级指引》对这一思路的体现。信用评级对促进市场公开透明，保护投资者权益，培育诚信文化具有重要作用，推动建设独立、客观、公正的评级行业是促进债券市场可持续发展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如何吸收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厘清对评级内在属性的认识，借鉴符合发展规律的相关做法是促进我国评级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关于信用评级的若干问题及展望》中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明确指出要减少对外部信用评级的依赖性，避免评级的利益冲突，适度支持本土评级机构发展，完善评级业的监管。投资人委托评级和主动评级的出现，丰富了不同视角下的评级信息。《评级指引》对此痼疾双管齐下，一方面要求评级机构洁身自好，在内控制度和评级流程的设计和运行中，严格防范管理机构、业务和个人层面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维护信用评级独立性，另一方面力促评级外部环境的优化，明确受评企业、评级业务委托方、评级结果使用方等主体维护评级独立的义务，特别禁止级别招标等不正当手段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将改变城市存量土地的使用结构，表现为工业用地占比的下降和商业用地占比的上升，由此带来土地城镇化的转型。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显示，土地改革贯穿于三个十年，释放了较为显著的制度红利，成为中国经济持久增长的重要基础。到了90年代政府又用征地的办法把农民的土地征回去。

中国有香港，有台湾，这些人都见过旧社会，对开放经济熟悉。改革是纠正计划经济，而纠正计划经济的实质就是要把经济资源重新还给人民，同时让人民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人。改革的过程比要改的对象还长，等于说现在针对计划经济制度所进行的改革现在进行了35年，已经多出了六年，而且现在说改革还要继续下去。他们对90年代后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对中国国民经济形势分析、制度演变，对发展、改革和开放三大问题上没有太多创新性的贡献，对于政策的影响也是相当有局限性的。

中国这类经济学家没有多少，但都愿意卷入商业，因此马云看到的是中国经济学家的问题。来源: 网易财经2013-03-06 进入 朱嘉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陷阱 。

一个社会的思想资源，大概决定个人的思想能走多远，个人的思想空间决定了他的政策空间，政策空间则会影响社会的发展，能估计出社会发展的极限。如果说现在还要进行改革，其实是这个改革已经不是要改革计划经济了，是要针对9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走上了很多错误的道路之后形成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后果的改革。中国改革开始时，思想是开放的，这些这些人不仅有理论，他们也实践过，俄国搞改革哪有这样的人才。这样的东西中国在拼命地盖，像北京上海，因为这些地方支撑房地产价格的除了政府、开发商、银行之外，在这些超大城市是富人阶层，所以他们能支撑得住，二三线城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发生很大问题。

小计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是工作的，不要认为文革是没有人管经济的，小计委的基础就是所谓后来的石油帮。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最影响中国大陆的是苏联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这成为最主流、最标准的思想，完全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这是很大的变化，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视野。他们这代人中有少数在西方受过教育，建国后回到中国，基本只能做一些翻译工作，像高鸿业，没有办法，只能停留在高等院校。问题是这种情况发生在21世纪前后，这个行动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当然这里也涉及到经济学家的责任。

台湾有很多一个一个的个体，都能存活得比较好，大型企业不去挤压小型个体企业的空间。这种情况首先就要形成政治改革，政治改革要形成新的规则，要解构中国这种尾大不掉的，具有巨大利益扩张性的巨型的垄断公司和寡头结构。

像刘少奇主张的要求缓慢社会主义改造，要稳定新民主主义秩序，后来就变成了去年大家所说的，要重新回到新民主主义论。第二批人，在八十年代中国恢复高考之后，读书，然后同时参与中国经济改革，比如周其仁，我是1978年第一批研究生回到北京，然后也卷入改革，我们是八十年代直接参与改革的。

第一代经济学家除了学问、思想资源多元化，他们有非常明显的人格特征。纠正这个已经成为不可能了，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因为不能再把城市化中已经被剥夺的土地再找到土地的主人补钱，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中国经济学家一词已经用滥了，美国高等院校的经济学家，可能只有非常小的比例天天谈美国的国民经济、GDP。对了一半是说在正常社会，首先，经济学家的主要功能是做经济学的研究，而不是对经济政策做诠释和帮助治理经济政策第二代，现在比较活跃的是吴敬琏他们这一批人，还有厉以宁、茅于轼他们，都算这代人。网易财经：当前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往前推进遇到重重阻力，十八大提到要继续深化改革，您认为下一步改革最迫切要改的是什么？如何看待顶层设计？朱嘉明：改革深水区都是很空洞的，现在不是深水区、浅水区的问题，浅水也能淹死人，有人就在地沟里翻船。

所以说，当一个社会永远处于改革亢奋的状态时，这个社会是不正常的状态。第二代，要把经济学家置于中国特定的国情情况下，第一代经济学家经历了从民国到共产党执政的转变，在民国时期，大概自由主义是占主流的，但计划经济思想同样影响了中华民国时期的一些经济政策，马克思主义是可以随便说的，计划经济是可以公开讲的，因此是由舆论和政府选择哪种观点更好。

像刘少奇主张的要求缓慢社会主义改造，要稳定新民主主义秩序，后来就变成了去年大家所说的，要重新回到新民主主义论。俄国改革的时间太晚，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时候，比如到了80年代中后期，距离1917年十月革命的时间已经是60多年了，计划经济很稳固，没有人知道前沙皇俄国是什么样，这是其一。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学家在过去20年的表现是非正常的心态，既过多的靠近政府，又过多地卷入商业。最危险的是什么呢？最危险的是不是存在着一些操纵者还在准备对中国股市做最后一次掠夺，这种可能性，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研究，但这是一个不正常的，非常不正常的。

顶层设计是很荒唐的概念，中国改革开始就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如果是比较广义地说这批经济学家的范围，应该比现在柳红说的第一代面积要大。中国这类经济学家没有多少，但都愿意卷入商业，因此马云看到的是中国经济学家的问题。到了90年代政府又用征地的办法把农民的土地征回去。

毛泽东对经济的干预是非计划性的，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支持他的，应该是小计委。比如朱镕基，朱镕基在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之后，他首先调到当时国家经委的政研室，然后调到技术改造局，之后成为国家经委副主任，后来成为上海市市长，最后成为总理，他的轨迹中，政策研究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为什么让余秋里主持呢？因为余秋里把大庆油田做出来了，大庆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因为没有计划要把大庆搞出来，但大庆出来了。由于经济学家的主要功能是从事经济理论基础研究上的创新工作，因此经济学家可以为政府服务，每一个政府可能都会选择一些经济学家担任一些官职，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是在高校里待着，或在研究机构里待着，他们的工作是生产出文章来，而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学术文章。

广义地说，这代经济学家，首先第一代经济学家可以分类分得比较清楚，因为他们很多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已经成为经济学家的。因为共产党对整个国家的管理，最重要的手段是政策，政策表现为文件，文件集中为口号。

周德伟是哈耶克的学生，参与了中华民国所有关键的经济决策，特别是抗日战争之后，对台湾的经济起飞做了一些贡献。第一代经济学家除了学问、思想资源多元化，他们有非常明显的人格特征。无论是以朱镕基为代表的实干派，还是以孙尚清、桂世镛这批人为代表的学院派，他们的思想资源都非常简单，这是必须说的。在西方经济学家中有一个分类，有一批经济学家去直接研究工商管理，比如在MBA的教学中有很多是经济学家，他们跟商业也很近，很多企业家请他去讲课。

第三批人，这批人等于是在八十年代以读书为主，在高等院校，或者进入国家机关，像马建堂、李剑阁、楼继伟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是不卷入实际商业活动的，卷入商业活动是个人爱好，凯恩斯也挣过钱，那是个人爱好，买股票是你的个人爱好，但并不是说你要去和股市有什么直接关系。

那么，顶层设计的改革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应该说是不成立的，比如怎么重新打破垄断，他不可能解决，因为现在的垄断和寡头经济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已经不单纯是经济问题，甚至不单纯是政治问题，甚至不单纯是中国内部的问题，这是非常大的问题，因此顶层设计就是一个口号。但是到1949年以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基本上在中国大陆就没有地位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主导力量，形势比人强，那是因为中国采用计划经济不是经济学家影响的，而是经济学家最后要向计划经济转型，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这个国家计划经济的深入程度和苏联相比要差得多，因为苏联的计划经济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这批人，像我们说的，严格说，可能比他大了一些但我认为也应该归属这一代的，比如马寅初这代人，马寅初就比较特殊了，你说马寅初是一个自由主义，或者说你说他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都不是，他对人口的认识是非常超前的，当时批他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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